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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市妇联审核批准并签字盖章后,受庇护人方可入住。并要求入住时间一般不超过7天,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入住时间的,须办理续住手续,经市妇联审核批准后,延续日期最长不超过3天。 对此,李峰称,如果妇联不对入住对象进行审核把关,庇护中心会很难甄别谁才是真正的家暴受害者。 妇女理论、社会性别研究专家、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荣维毅主要从事妇女人权与权益保障等方向的研究。她曾专门就家庭暴力庇护所撰文《中国大陆家庭暴力受害妇女庇护现状与分析》等。她提出,设定很多条件,不符合妇女紧急避险要求,并且即使受害妇女符合条件,也会因不愿公开身份或到多个部门办手续而放弃求助。1 2上一页下一页 没有保密的庇护 在国际上,庇护所一般不挂牌,地点保密。内地则设在公开地点,并进行宣传 在中国内地,庇护所成立时大多通过媒体高调宣传。地点大都设在民政部门的救助站、妇联的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或在社区活动室等,尽人皆知的地方。 学者荣维毅说,救助站的公开性和庇护所的保密性是矛盾的。从受虐妇女的心理需求和安全考虑,庇护所应当建立在一般人不知道的地点。丹麦、泰国、中国香港的庇护所,都不挂牌,地址也都是保密的。 香港“和谐之家”受暴妇女庇护中心总干事陶后华曾介绍,“和谐之家”的地点是保密的,因为暴力倾向严重的施虐者可能找到和继续伤害受虐者,甚至伤害庇护中心内其他宿友或职员。即使暴力倾向不严重,甚至感到后悔的施虐者,也可能会到庇护中心找回受虐者,从而影响受虐者冷静下来思考。 此外,国内的家暴庇护中心大都设在救助站内。一些受害者心理上无法接受自己和流浪人员、行乞人员一样属于被救助对象。 在2010年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成立十周年的研讨会上,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成员的共识是,继续努力推动政府的介入,在机构建设和提供服务时,坚持“生命第一,案主自决、保密”的原则。 民间力量难支撑 在庇护所运动中,民间力量薄弱。因资金、环境等原因,民间组织的庇护所大都难以为继 国外很多庇护机构是由民间组织建立,或者政府出资支持或购买民间组织的服务。 中国早期的家庭暴力庇护机构也多由民间参与设立。荣维毅介绍,国外庇护所的经验是,以妇女为主体、为自救及打破沉默文化向暴力宣战的庇护运动,国内早期的庇护所具备这些特点。 中国最早的庇护机构出现于1993年。那年的一天,河北玉田县刚刚离婚的妇女赵某为躲避前夫打闹,带着两个孩子找到县妇联,哭着说要个住的地方。妇联想到了玉田县刺绣厂总经理陈玉云,于是把这母子三人送到了刺绣厂。 此后,又有几位妇女经妇联介绍得到了陈玉云的帮助。1993年12月,陈玉云在厂房留出7间宿舍,设置了10多个床位,玉田县妇女庇护所挂牌成立。至2002年,有48名妇女及9名她们的子女得到庇护所救助。 河北省妇联研究室主任吴美荣介绍,早期的庇护所大都是妇联牵头,依托企业成立的。这些庇护所比较灵活,部分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还可以学到一些技能,有助于以后的生活。 但这些庇护所因资金、社会环境等原因,大都难以为继。 陈玉云的工厂2002年后陷入困境,无力再办庇护所,“玉田县妇女庇护所”到2005年基本已处于关闭状态。 1995年9月,湖北武汉侨光调料公司的经理、女企业家张先芬投资13万元兴建“新太阳女子婚姻驿站”,购置50个床位的用具及书籍,设有热线电话。该站为受虐妇女免费提供必要食宿和生活保证。若在此打工,按劳付酬。据报道当时甚至有从新疆来求助的妇女。但后来被指变相招收廉价劳动力,甚至一些受虐者的丈夫跑到驿站闹事,逼妻子离开,还扬言要报复张先芬。迫于各方压力,驿站后来解散。 1996年1月上海第一家庇护所“上海南方妇女儿童家庭暴力救助中心”成立,两个月后因无法注册关闭。 随着中国对家庭暴力问题的关注,政府部门介入到庇护所运动。目前,国内庇护所有5种组建模式:由妇联单独组建、由妇联和民政部门合办、由妇联和企业合办、由妇联和社区合办、由妇联和个人合办。 由妇联和民政部门合办的庇护所目前大约有100个,已成为中国庇护所的主要形式。 荣维毅认为,政府主导的庇护所模式构建,应坚持以妇女需求为中心、坚持专业伦理(生命第一、案主自决、保密等原则)。同时支持和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庇护所及各项服务,在注册、专业指导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 从救助到赋权 学者荣维毅认为,如果不能从单纯的“救助”提升为“赋权”,庇护所难有发展空间 针对庇护所无人入住的窘境,各地庇护所目前也逐渐在设施和服务上加以完善。比如,提供家庭式温馨环境和条件,与其他机构合作,提供心理咨询、法律援助等。 徐州市救助站庇护中心负责人马李称,庇护所要在为受害者提供基本生活和安全服务的基础上,开展更高层次的需求支持,例如公安机关的及时接处警、司法部门的法律援助、卫生部门的心理辅导等。在这个过程中,妇联可以起到协调、倡导、专业支持等核心作用。 “政府介入和投入,是庇护所运动的目标之一。”但荣维毅担心一旦为政府主导,庇护所则有可能变成为妇女儿童提供福利而已,有违旨在为妇女赋权的庇护所运动的初衷。 在河北省妇联研究室主任吴美荣看来,赋权妇女,增强她们的权益意识,以妇女为主体、自觉地用法律自救,才是国际上庇护所运动的初衷。 荣维毅认为,如果不能把庇护所的功能从单纯“救助”提升为“赋权”,则难有发展空间。她说,庇护所不应成为妇女儿童的福利,而应成为受暴妇女的赋权途径——是打破沉默文化、把家暴干预纳入国家政法体制的重要环节。1 2上一页下一页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记者林洁 陈凤莉 赵涵漠)律师参与率低,使许多刑事案件的控辩严重失衡,一些案件公正难以保障。今天,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于宁呼吁,应对追究辩护律师伪证罪设定特别程序。刑事辩护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基本的权利。1979年恢复建立以来,刑辩制度在维护国家司法公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调查显示,近年来我国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比例过低,全国刑事案件律师参与的比例不足30%,有的省甚至仅为12%。全国律师已超过22万人,但2010年人均办理刑事案件不足3件,有些省甚至不到1件,且其中还包括法律援助案件。“这与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不相适应。”于宁举例说,有些人认为律师就是包打官司,为了钱不惜替坏人说话;有些司法人员对律师存在偏见,认为律师参与诉讼会影响办案;有些辩护律师专业水准低,辩护效果差。“特别是个别律师丧失职业道德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律师的形象,影响了人们对刑辩的评价。”同时,律师法定权利落实不到位,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和辩护意见不被重视的问题依然存在。于宁表示,律师遭侵权后救济渠道不够畅通,伤害了律师参与辩护的积极性,妨碍了辩护职能的发挥。而且,法律规定的援助案件的覆盖面也不够大。目前,《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纳入了《律师法》的相关规定。于宁提出,应对追究辩护律师伪证罪设定特别程序,“不宜由本案的办案机关单方作出裁断,可由办案机关提请法院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他说,如果法院认定该证据属非法证据,应依法予以排除;法院认定辩护律师的行为涉嫌违法,可裁定剥夺该律师的辩护人资格,并交由公安机关启动刑事追诉程序。于宁还建议,要正确认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保障律师参与刑事诉讼享有和行使必要的权利;建立完善证据开示制度;提高律师职业素养;优化法律援助制度。 "新华网北京3月11日电(记者陈菲、杨维汉、张遥)贪官的外逃和引渡,近些年一直是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话题。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报告工作时指出,加强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完善境内外追赃追逃机制,会同有关部门追缴赃款赃物计77.9亿元,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631人。.Video-Main-Article-QQ {position:relative;background:none;}.Video-Main-Article-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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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林玟瑛买靓号实名登记被停机为了那个尾数555555的手机号,林鹏喜花了38800元。为了那个尾数99999的手机号,林鹏喜又花了15250元。炒卖靓号的市场鱼龙混杂,林鹏喜查看了“卖卡人”的身份证后便向他购买这两个靓号。不久,他到潮州市某通讯运营商营业厅凭密码补办了这两个号码的SIM卡,进行了实名登记。“我以为这样,这两个号码就属于我了。”林鹏喜说。可还不到两个星期,林鹏喜就收到了通讯运营商的通知。“说我刚刚实名登记的手机靓号涉嫌纠纷,还得进一步核实该号码的唯一合法使用权。”但还没有搞清楚究竟是什么状况,林鹏喜花了5.4万多元买的手机靓号就被停机了 钱柜777娱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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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庇护机构出现于1993年。那年的一天,河北玉田县刚刚离婚的妇女赵某为躲避前夫打闹,带着两个孩子找到县妇联,哭着说要个住的地方。妇联想到了玉田县刺绣厂总经理陈玉云,于是把这母子三人送到了刺绣厂。 此后,又有几位妇女经妇联介绍得到了陈玉云的帮助。1993年12月,陈玉云在厂房留出7间宿舍,设置了10多个床位,玉田县妇女庇护所挂牌成立。至2002年,有48名妇女及9名她们的子女得到庇护所救助。 河北省妇联研究室主任吴美荣介绍,早期的庇护所大都是妇联牵头,依托企业成立的。这些庇护所比较灵活,部分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还可以学到一些技能,有助于以后的生活。 但这些庇护所因资金、社会环境等原因,大都难以为继。 陈玉云的工厂2002年后陷入困境,无力再办庇护所,“玉田县妇女庇护所”到2005年基本已处于关闭状态。 1995年9月,湖北武汉侨光调料公司的经理、女企业家张先芬投资13万元兴建“新太阳女子婚姻驿站”,购置50个床位的用具及书籍,设有热线电话。该站为受虐妇女免费提供必要食宿和生活保证。若在此打工,按劳付酬。据报道当时甚至有从新疆来求助的妇女。但后来被指变相招收廉价劳动力,甚至一些受虐者的丈夫跑到驿站闹事,逼妻子离开,还扬言要报复张先芬。迫于各方压力,驿站后来解散。 1996年1月上海第一家庇护所“上海南方妇女儿童家庭暴力救助中心”成立,两个月后因无法注册关闭。 随着中国对家庭暴力问题的关注,政府部门介入到庇护所运动。目前,国内庇护所有5种组建模式:由妇联单独组建、由妇联和民政部门合办、由妇联和企业合办、由妇联和社区合办、由妇联和个人合办。 由妇联和民政部门合办的庇护所目前大约有100个,已成为中国庇护所的主要形式。 荣维毅认为,政府主导的庇护所模式构建,应坚持以妇女需求为中心、坚持专业伦理(生命第一、案主自决、保密等原则)。同时支持和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庇护所及各项服务,在注册、专业指导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 从救助到赋权 学者荣维毅认为,如果不能从单纯的“救助”提升为“赋权”,庇护所难有发展空间 针对庇护所无人入住的窘境,各地庇护所目前也逐渐在设施和服务上加以完善。比如,提供家庭式温馨环境和条件,与其他机构合作,提供心理咨询、法律援助等。 徐州市救助站庇护中心负责人马李称,庇护所要在为受害者提供基本生活和安全服务的基础上,开展更高层次的需求支持,例如公安机关的及时接处警、司法部门的法律援助、卫生部门的心理辅导等。在这个过程中,妇联可以起到协调、倡导、专业支持等核心作用。 “政府介入和投入,是庇护所运动的目标之一。”但荣维毅担心一旦为政府主导,庇护所则有可能变成为妇女儿童提供福利而已,有违旨在为妇女赋权的庇护所运动的初衷。 在河北省妇联研究室主任吴美荣看来,赋权妇女,增强她们的权益意识,以妇女为主体、自觉地用法律自救,才是国际上庇护所运动的初衷。 荣维毅认为,如果不能把庇护所的功能从单纯“救助”提升为“赋权”,则难有发展空间。她说,庇护所不应成为妇女儿童的福利,而应成为受暴妇女的赋权途径——是打破沉默文化、把家暴干预纳入国家政法体制的重要环节。1 2上一页下一页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记者林洁 陈凤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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